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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20-01-14 22:31:08 阅读: 来源:瓜子厂家

汽车限购,一味治堵良药?

汽车限购,本意在治堵。但一直以来,争议不断。借着眼下的恐慌购车潮,我们不妨回到起点,重新检视一下这项措施:汽车限购,真的是一味治堵良药吗?城市治堵究竟路在何方?

原标题:汽车限购,一味治堵良药?

新闻回顾:2014年底深圳汽车限购,正在引发国内其他地区消费者对于限购的“恐慌”。

除了山西太原出现车辆抢购现象之外,陕西西安的上牌量也居高不下。此外,深圳限购后,曾有媒体预测下一步成都、重庆将列入限购名单,两地元旦车市也因此而被催热。

汽车限购,本意在治堵。但一直以来,争议不断。借着眼下的恐慌购车潮,我们不妨回到起点,重新检视一下这项措施:汽车限购,真的是一味治堵良药吗?城市治堵究竟路在何方?

本报特邀两位“汽车人”,就此话题展开讨论。

长江商报:汽车限购将给消费者、汽车厂家以及经销商带来怎样的影响?

丁华杰:对于消费者来讲,如果购车也像当年购买“粮油票”一样,物质生活水准可能会下降。对于整车企业来讲,这种突变式的市场波动,对于产能、规划、运营的冲击性较大。特别是自主汽车企业,恐怕将受到较为明显的打击。数据显示,北上广三个城市实施限购政策后,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降幅接近50%。这是因为,限购政策使得消费者更加趋向购买大尺寸车、大排量车、高价车和进口车,1.6升及以下排量轿车市场占有率大大下降。对于经销商来讲,短期内的恐慌性抢购将拉动汽车销量,但长远来看,经销商和制造商属于同样的阵营,后续的日子会较为难过。

贾新光:限购对消费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,一部分人的购车需求将无法得到满足。这一点就不多说了。至于限购对汽车生产和销售的影响,可以拿深圳当例子来看看。深圳2014年大约销售44万辆汽车,限购后只提供10万个车牌,这就相当于减少了34万辆汽车的销售,当然,会有一部分车辆更新的需求,大约会有10-15万辆左右,所以大致相当于减少了20-24万辆。这对当地经销商而言,冲击还是比较大的,因为汽车销量减少50%,部分经销商就会陷入困境。

长江商报:还有没有其他影响?

贾新光:限购同时会限外(限制外地车辆),不利于人员交往和物资流通。

丁华杰:限购会导致投机炒牌现象。此外,值得注意的是,现在一些城市搞汽车限购,往往都是突袭式的。汽车行业和消费者可能对限购持有不同意见,但往往无法得以表达。这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是巨大的。

汽车限购伤及自主品牌

临时限购应有松绑条件

长江商报:不少地方推出汽车限购令时,称其只是“临时政策”,希望借此抑制机动车数量过快增长,为城市交通治理赢得时间。对此,您怎么看?

贾新光:限购本身有没有治堵作用,值得商榷。因为即使立刻停购,现有的车量造成的拥堵依然存在,何况限购政策下汽车保有量还会逐步增加。至于把限购当做临时政策来为交通治理赢得时间,这个是可以的,但我记得北京限购时,相关官员也是这么个说法,但有记者追问会限购多长时间,却没有得到回应。

上海市是全国最早采取措施“限购”的城市。早在1994年,借鉴新加坡模式,上海市政府已经采取“新增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”,对中心城区新增私车额度进行总量调控。然而, 20多年过去了,有媒体指出,上海的交通至今没有明显改善,依旧“令人生畏”。这个案例说明,“临时政策”有可能变成长期办法。

丁华杰:一个城市的交通出现了严重问题,这些公众可能都看得到,如果相关部门想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去限制车辆短时期的销售,为交通治理赢得时间,消费者也能够理解,但是,将限购作为长期政策进行实施,这恐怕是不太合理的。

我认为,实施限购应该给出松绑的具体条件。例如,此次深圳限购称“十万指标,视道路承载能力、大气环境保护需要等情况适时调整。”但是,这个标准显然过于模糊,到底在怎样的道路承载能力下、什么样的大气环境保护需要下,才能够调整乃至取消这个政策?应该有一个量化的标准,这样更能令人信服。

收费治堵须先练好内功

长江商报:目前也有一种观点认为,应当通过征收拥堵费来解决城市交通拥堵,您怎么看?

贾新光:拥堵费被称之为“城市交通治理最后的手段”,是说别的招都不灵了,也就是它了。然而,国内大城市在交通设施建设方面做得远远不够,交通治理水平较低,公共交通落后,我认为,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宜谈征收拥堵费的。

新加坡、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确收取了拥堵费,但应该看到,伦敦拥有世界最长的地铁系统,全长461.6公里,而如东京大都市圈,现有280多公里地铁线、总长3000公里。在城市公共交通比较到位的情况下,这些城市的市民对政府征收拥堵费、“控制私家车进城,鼓励市民乘坐公共交通”,能够予以理解。而国内在发展公共交通方面,显然比较落后,向车主征收拥堵费恐怕并不是时候。

丁华杰:在我看来,城市规划缺乏长远目光,道路建设不合理,卫星城规划不合理,才造成了所谓的拥堵。在这些问题上去充分“挖潜”后,交通拥堵仍无改善,征收“拥堵费”才会获得更广泛的认同。

长江商报:在您看来,大城市治堵应当遵循怎样的路径?

贾新光:解决城市交通拥堵,应该从多方面采取措施,光限车是不管用的,最关键是发展公共交通。目前,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出行率很低。例如,北京市目前的公交出行率不到50%,其提出力争到2017年,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达到52%,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到60%以上(公交占机动化比例和公交出行率不是一个概念)。但是,即使公交出行率达到60%,这也是一个落后水平,因为国际上认为至少要达到65%以上。

国务院文件要求:科学研究确定城市公共交通模式,根据城市实际发展需要合理规划建设以公共汽(电)车为主体的地面公共交通系统,包括快速公共汽车、现代有轨电车等大容量地面公共交通系统,有条件的特大城市、大城市有序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建设。我认为,这是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的根本措施。

丁华杰:国外解决交通拥堵的方式很多,有不少可以借鉴的措施。例如,洛杉矶等地有“两人以上拼车专用通道”,这可以减少民众驾车出行。另外,在城市外部建设免费停车场所,完善市区便捷、廉价的公共交通,也能够让民众减少驾驶车辆。

从根本上来看,我国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过度集中,因为科、教、文、卫等基础设施间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。如果西部地区拥有和“北上广”同样的医疗卫生、子女教育的机会,民众才懒得去“堵城”里忍受拥挤。所以,在我看来,解决交通拥堵的关键,正如多届领导所提出的——促进不同区域更加平衡的发展、打破不同户籍间的机会差异,让民众自由迁徙。

[请本文作者与本网联系 以便奉寄稿酬][责任编辑:史宝义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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